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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修身是中国人处世哲学中的第一步,而修身的第一步就是克制。人需要有一颗检讨自己的心,才能克制约束自己的欲望;能够克制约束自己欲望,才能成就自己。一、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美国一个研究所曾经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员们在幼儿园桌子上放一些好品质不一的苹果,让小朋友们自己去拿。其中,很多孩子都去抢那些好苹果、大苹果;一小部分的孩子等到大家抢完了,去吃那些剩下的小苹果;还有几个孩子则是完全没把抢没抢到苹果放在心上。几十年后,这个研究所跟踪调查的结果出乎当时大多数人的意料:完全不在意吃没吃到苹果的几个人成了政府的要员;让大家先抢,自己吃剩下的这小部分人都成了领导、骨干;至于那些一哄而上抢苹果的孩子,都是庸庸碌碌、一事无成。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懂得为了大局克制自己情绪的人,一般都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克制情绪的不同程度,就是体现了一个人情商的高低,情商越高往往就越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天启六年,在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袁崇焕派出了代表团,一为吊唁努尔哈赤,二为庆贺皇太极登基,三则打算和后金谈谈判。自家父王在宁远被袁崇焕打伤而死,袁竟然还派来代表团假惺惺地慰问,实在是欺人太甚,是可忍熟不可忍。然而皇太极忍了。他不但忍了,还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代表团。不仅好吃好喝伺候着,还费尽心思找好玩的,让他们开开心心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还又送马又送羊,最后还满脸笑容地与使者们挥手告别。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皇太极为了维持和平休养生息,不惜克制自己滔天的怒火和不甘的屈辱,低眉顺眼周旋于明王朝派来的代表团之间。正如《明朝那些事儿》书中所说的,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每一次克制自己的情绪,就意味着比以前更强大。二、懂得克制自己的人,人缘都不会太差《战国策》中有一句话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意思是善始不一定会善终,一旦不欢而散,君子大多都是可以克制自己,不相互诋毁,不怀恨在心,不口出恶言,从而收获良好的人缘。看到过有人因为一些小事和领导有冲突后,不会克制自己的情绪,拍桌而起,大骂特骂,最后两败俱伤,灰溜溜地收拾东西卷铺盖走人。从此若再在生意交际场上相遇,两人之间只剩下尴尬和厌恶,往日情谊烟消云散。但是我也见到过身边情侣在吵架分手后,男方一直在和身边哥们强调,我们分手不是因为她的问题,相反的,她善解人意,经常帮我出谋划策,是她引领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女方亦是如此只谈对方的优点,至于两人之间摩擦冲突或是谁对谁错,都是闭口不谈。即使分手,也还是能心平气和地做朋友。这种宽人克己的品格,既有春风的和煦,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对待别人的观点和意见从不激烈与之对抗,大度谅解,从容包容;更有冬风的凛冽,冷静直截地剖析自我,时刻保持克制的习惯,学会慎独,不究既往、不念旧恶。人缘难结,但是懂得克制的人知道话语伤人,所以鲜言人非,故而人人愿意和他交心,人脉因此得以扩展。三、能克制自己的人,才能成就自己法国作家雨果曾说,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自动管住自己的人,就是聪明人。明代王廷相在一次接见新任御史时讲了一个故事。昨天我乘轿的时候下起了雨,有个轿夫脚上穿着一双新鞋,刚开始还小心翼翼地挑干静地方走,生怕踩进水坑里弄脏了鞋。过了一会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踩到泥坑里,从这之后就再也不顾惜自己的新鞋了,什么污汤泥水也满不在乎地踩下。究其原因,就是轿夫的鞋是新的的时候,只想着好好呵护它;一旦踩到泥坑里,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就出现了:反正鞋已经脏了,我就不用小心翼翼了。这个小故事就是寓意如今世上为官之人,上任之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惟恐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遭人诟病。可是当了一段时间官以后,钱权力色的诱惑力逐渐增大,但凡是尝了一点点甜头之后,就会难以戒瘾,清正廉洁变成嘴上说说而已。包拯在端州任知州时,积极整顿吏治,打击贪污,做了不少利民的好事。待到离任之时,就连当地百姓共同相送的一方好砚,他都婉言谢绝,坚持不持一砚归。所以说,只有能够克制住自己欲望的官员,才能够得民心、名扬青史,成就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发泄欲望和屈从于欲望皆非君子所为,在这么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或许克制才是我们所缺少的美德,助我们成就自我,驰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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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二年,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万历三十二年,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张老师算帐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懵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二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二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个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宁远就只能眺望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近十公里),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还是补充:去年,冻住了。 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数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没有,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领饷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 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四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大致如下: 修复大城九,城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训练弓弩、火炮手五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四百里;招集辽人四十余万,训练辽兵三万;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 在之后的时间里,他着力培养袁崇焕,巡察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 当然,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只用了三年。 袁崇焕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三年里,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与战略。 在这几年中,袁崇焕除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猛,抢了就能跑,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 是的,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是远远不够的。 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 所以,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权力。 同时,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铳,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 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深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投降。 他成功了。 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 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 袁崇焕的成长,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对这个学生,孙老师十分满意。 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天启三年,辽东巡抚阎鸣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应魁冒领军饷。 要换在平时,这也不算是个事,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有人竟然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 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前去核实此事。 袁崇焕很负责任,到地方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没错,杜总兵确实贪污了,叫来谈话,杜总兵也认了。 按规定,袁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 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杜总兵还在做痛哭流涕忏悔状。 事发太过突然,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 毕竟是朝廷命官,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算是怎么回事? 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 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 “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差点哗变,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何理由要杀他!” “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尚方宝剑(皇帝特批孙承宗一柄)干什么?!” 袁崇焕没有吱声。 就事情本身而言,并不大,却相当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尚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实在太过嚣张。 但此刻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孙承宗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从中吸取教训:意气用事,胡乱杀人,是绝对错误的。 事后证明,袁崇焕确实吸取了教训,当然,他的认识和孙老师的有所不同: 不是领导,没有尚方宝剑,擅自杀人,是不对的,那么是领导,有了尚方宝剑,再擅自杀人,就该是对的。 从某个角度讲,他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个认识上。 不过局部服从整体,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无所谓,事实上,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的好,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已经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防线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达十一万人,粮食可以供应三年以上,关外两百多公里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 孙承宗修好了城池、整好了军队,找好了学生,恢复了国土,但这一切还不够。 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单靠袁崇焕是不行的,必须再找几个得力的助手。 袁崇焕刚到宁远时,看到的是破墙破砖,一片荒芜,不禁感叹良多。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这是刚修过的,事实上,已有一位将领在此筑城,而且还筑了一年多。 修了一年多,就修成这个破样,袁崇焕十分恼火,于是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死骂了一顿。 没想到,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混话。 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 祖大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换了老板。 但奇怪的是,和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X奸的人,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 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 再后来,孙得功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 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 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 对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 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 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 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 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 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人。 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了丘八的道路。 由于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 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 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要重要得多。 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 准确地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 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尚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 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 明代总兵,是个统称,大致相当于司令员,但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应魁,人家也是个副总兵,但袁特派说砍,就把他砍了,眼睛都不眨,检讨都不写。 总而言之,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守总兵等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 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地位十分之高,一般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如平辽、破虏等),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 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二十人,十四个死在关内,现存六人,毛文龙算一个。 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个岛。 皮岛,别名东江,位处鸭绿江口,位置险要,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二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面,是为毛岛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般说来,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 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 毛文龙,万历四年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 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上不起私塾,考不上进士。而就我找到的史料看,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 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也不对,为了谋生,他开始从事服务产业——算命。 算命是个技术活,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相术、测字、八卦等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没学到家,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 不过,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兵法。 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且经常扎堆,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阴阳学。 而迫于生计,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读过书。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时用来吹牛。 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了三十岁。 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不对,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 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认为他是优秀人才,当即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没错,前面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 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 王巡抚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就是如此。 在王化贞看来,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办这件事,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 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虽说只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都瞧不起他。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尽,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 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 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 由于辽阳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面,被后金军堵住,没辙了。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妆,往脸上抹把土,没准还能顺过去。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两百来号士兵。 带着这么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地概括——弃卒。 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 他找来了船只,将士兵们安全撤退到了海上。 然而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 “我们去镇江。”毛文龙答。 于是大家都傻了。 所谓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 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而是因为它压根就不在明朝手里。 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换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且有重兵驻守,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是找死。 然而毛文龙说,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 很明显,这是在开玩笑,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抵抗,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 但是毛文龙又说,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航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落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以寡敌众。 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没有人再惊讶,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击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 在夜幕的掩护下,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 事实证明,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如同预先彩排的一样,毛文龙发动了进攻,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没有丝毫准备,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哪里来,只能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此战明军大胜,歼灭后金军千余人,阵斩守将佟养真,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史称“镇江堡大捷”。 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 消息传来,王化贞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 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队兵力,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 由于敌太众,我太寡,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 毕竟只是个岛,所以刚开始时,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 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就没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不得安生。 更烦人的是,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后来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不搭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天启三年,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金州,而且占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集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两百多,后来袁崇焕上岛清人数时,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 三年,文龙占金州。 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 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 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桂。 满桂,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 满桂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显赫,然而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那么恭喜你,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桂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 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 天启二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荤八素。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不怎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他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哪就倒霉,且全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实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会故伎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撩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天启元年,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有的,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 天启五年,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 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他认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 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锦州嘛,又小又穷,派兵守还要费粮食,谁要谁就拿去。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到了锦州。 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 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 所谓关锦防线,是指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该防线全长四百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极为坚固。 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 历史还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 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此后长达十余年时间里,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 这是一个科学、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 锦州,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 这就是说,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 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 不能。 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回家十分方便,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十八辆。 我顿时不寒而栗,这意味着,三百多年前的明朝,要前往辽东,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锦州是唯一的选择。 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攻克不了。 当然,有人会说,锦州不过是个据点,何必一定要攻陷?只要把锦州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宁远,不就行了吗? 是的,按照这个逻辑,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只要把宁远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山海关,不也行吗? 这样看来,努尔哈赤实在太蠢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没想到呢? 我觉得,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去洗把脸,清醒清醒。 假定你是努尔哈赤,带了几万兵,到了锦州,锦州没人打你,于是,你又到了宁远,宁远也没人打你,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山海关,准备发动攻击。 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惊喜的发现,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准备把你一锅端——除非这两地方的守将是白痴。 现在你有大麻烦了,眼前是山海关,没准十天半月攻不下来,请屁股后面的军队别打你,估计人家不干,就算你横下一条心,用头把城墙撞破,冲进了关内,抢到了东西,你也总得回去吧。 如果你没长翅膀,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宁远——锦州…… 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不是吗? 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不怕刘备,偏偏就怕马腾、马超——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 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将领,训养了若干士兵。 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 但对于这一切,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 祖大寿、吴襄、满桂、赵率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 自万历四十六年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綎、杜松、王化贞、袁应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拨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 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话虽如此,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这位督师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 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 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 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 所谓八大贝勒,分别是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 在这八个人里,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猛,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猛,故称四小贝勒。 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多尔衮。 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 多尔衮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且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 事实上,大贝勒代善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非常勇猛,在与明朝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 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努尔哈赤决定,挑选一个目标,由代善发动攻击,以试探孙承宗的虚实,而他选定的这个目标,就是锦州。 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 首先锦州非常坚固。在修城墙方面,孙承宗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那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没有大炮是不行的。 大炮也是有的,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头。 其实一直以来,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也很经用,后来之所以荒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万历前期,皇帝陛下精神头足,什么事都愿意折腾,后来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个安全事故,是很麻烦的。 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就是他的试点城市。 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架云梯、冲车往城里冲。 此时的锦州守将,是赵率教。应该说,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面对着在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在赔上若干架云梯,若干条性命,却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停止进攻。 虽然停止进攻,但代善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 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代贝勒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 这支部队是驻守前屯、松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送行。 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 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到自己屁股后面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 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但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 然后,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正朝这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 但代善不愧是代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快逃。 可是来去自如只是一个幻想,很快代善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重围。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部伤亡十分惨重。好在来的多是骑兵,机动力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条活路,一口气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贝勒阿敏,魂才算漂回来。 此战明军大胜,击溃后金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六百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几年里,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 可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 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他就算赢了。 努尔哈赤就不同了,他的任务是抢,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都没有。据说有些地方,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努先生完全是原生态,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 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的类型,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孙承宗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相貌奇伟,极富乐观主义精神,非常低调,经常埋头苦干(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压根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光复辽东,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 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 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 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刨你两亩地,每次都不多占,但占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 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地后退,直到天启五年十月的那一天。 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 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 必须说明的是,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 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

袁崇焕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 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 其中的修养之忍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狄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 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崇祯在平台召见六部九卿,资讯边事,流寇,税款等国务。此时天启帝时盘据朝堂的魏忠贤及其余党已被尽数剪除,成立了以杨景辰,周道登为首的新东林内阁,又革除了万历以来矿监,海捐等弊政。从表面看来,这是自明万历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皇帝英睿,君子盈朝,海晏河清,天下额庆。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 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 其中的修养之忍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狄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 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弱者的怜爱而非对崇敬者的热爱。 孟子的“不忍”之说是其心性论的核心, 而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则是对孟子这一思想 的继承与发挥,两者均显示了 “不忍” 在儒家价值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地 位。”不忍"的道德修养与功夫之学是德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是人性 的光辉体现,展现出儒家的道德责任与仁爱的生命情怀。

平台 紫禁城建极殿(即今保和殿)居中向后为云台门,其两旁向后为云台左门、云台右门,又名云台.

儒家伦理 忍 不忍 爱 德性伦理学

平台召对是明朝的一个制度,明朝万历中期以后,不理朝政,就没有平台召对了。

陈少明(1958—),男,广东省汕头市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

此次平台召对重开,大臣们热情高涨,摩拳擦掌,欲扫一代颓风,至君以尧舜,创大明中兴之世。

鲜见以忍或不忍作为对象的专题论文。把它们作为哲学范畴,从一般西学的立场看更无可能。即使是中国传统的德性伦理学,也更乐于谈论仁、智、 勇之类范畴。 忍与不忍与“ 惑 ”之类现象一样,若隐 若现,难以界定,而且还不能简单加以推崇或否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可有可无。 以人格完善为论学宗旨的儒家,早就触及这—问题。 孔子面对季氏违礼,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经典表达;孟子则更是把“不忍人之心”作为人性的根本予以褒扬。 因此,探究这一间题的内在意义,对理解懦家入格修养的理念、深化懦家德性伦理的研究,有着颇为独特的价值。

上午七点,大会流程开始,群臣肃立,皇帝坐在那里,遇到问题就点官员的名,官员上前跪在那里答话,遇到皇帝允准了,也可以站在那里说。是为召对。

崇祯问召浙江官员:海盗侵扰的事情怎样了?

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现象,即人对自身心理冲动的克制。 这种冲动可能只是萌生于内心的欲望或意愿,也可能是开始着手而未曾完成的行动,所以,忍有否定性的意向。

答说,去年秋天闹过,五天后就离开了。

不忍不是忍不住。在实际使用中,两者并非是逻辑层次上的对立。 从意向上讲,忍与不忍可以都指向否定,但忍着眼于克制自身,不忍则是因不能接受而企图阻止某些已经出现的外部情况, 包括可能因自己原初冲动所导致的情况或其他原因 所导致的情况。 就前者而言,忍与不忍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不忍于自己的作为所导致的后果, 就得克服或中止自己原先的冲动,那就是要忍。 而如果不忍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则这种要求制止的冲动就与忍无关。当然,涉及情感问题的任何抽象说法,都需要结合具体的经验予以分析。

问江西官员:皇亲宗室的拨款怎么没给?

先说忍。由于忍涉及欲望或意愿,而意欲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只能在特定的分类上分析。 大致 可以把忍分为四个方面: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 之忍与忍人之忍。

答说:江西穷啊,山多田少,贫瘠得很,相关部门还没能力解决。

人类有无限多的意欲,而最基本的是生理需要, 所谓“食色性也"。较高端的,则有权力与名誉的追求。物有尽而欲无穷,为了共同生存或者均衡发展, 社会文明发展出各种有形无形的规则,针对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方面进行各种意欲的限制。 要遵守 这些规则,就要不同程度作忍的功夫。这种忍可能 是因害怕惩罚而作的选择,更包括从内心认可这些 规则后对自己的克制,后者就是修养之忍。依孔子之见,一个人通过“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 硕凋》),就能成仁。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要靠长年累月的修身功夫。一且功夫到家,便“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望与克制的紧张也就消解了。

问湖广官员:湖北去年夏天有民众闹事,现在怎样了?

有些忍并非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意欲,而是在实力不足或计划未周的时候,为更有效的行为或更 长远的利益而进行的临时妥协。这往往需要装,装 傻甚至装孙子。被灭国的勾践要卧薪尝胆,未得势 的韩信能受膀下之辱,就是典型的例子。楚汉相争 中,刘邦就比项羽更善忍,所以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故孔子会讥子路“好勇过 我,无所取材,, (《论语· 公冶长))。这种忍是手段而 非目标,因此,其意义取决于目标的价值:为了高尚 的理想,忍是智慧的表现;若怀有卑劣的欲望,那就 是使阴招。上上若水,大智若愚,中国古代的道家、兵家、纵横家皆精通此道。

答说:现在还行,闹过之后比较安定。

还有一种是被欺凌的弱者面对困境无可奈何的忍。《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父女,面对恶霸的横暴忍气吞声。《苏菲的选择》中,母亲被迫选择让一个孩子生存,意味着变相让另一个孩子送死,无反抗的余 地。这种忍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被迫的承受。

问福建官员:海盗的事情怎样了?

所谓忍人之忍,则是巳脱离了人性可接受限度 的忍。 鲁迅曾经描写过一 种“看客”。那些人面对同 胞受辱被害的场面,无动于衷,如同在看今日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这种对他人受难的容忍,用孟子的话就叫“忍人" ,其巳失去为同类甚至同胞解脱痛苦的冲动,是麻木不仁 、心性不健全的表现。在文明社 会中,正常人即使是对虐杀动物也不能熟视无睹。

答说,海盗和陆地盗贼不同,所以以招抚政策为主。

忍人的程度深浅不一,最严重的不只是放任无辜者受难,而是亲自加害于人。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比赛杀人的恶魔,以残害他人为业甚至从中找乐,这是残忍,此为有正义感 、有血性的人所不能容忍。

问:那为什么海盗李奎奇又给你们杀了呢?

忍的四个类型也可以被看作四个层次。类型可以是并列的,层次则有递进的关系。从自觉的程度 看,修养之忍层次最高,因为它追求的是原则;手段之忍随条件或需要的不同而变化,故次之;无奈之忍本身就是无奈的,是基于自保的本能;而忍人之忍则是正常心性的丧失。换一个角度,从价值的角度看, 修养之忍最可取,是美德的表现;手段之忍则由其服务的目标所决定,是否可取是有条件的;无奈之忍, 可以被同情,但无法推崇;忍人则只有负面价值,是懦家所强烈谴责的态度与行为。所以,儒家不仅提倡节制自己私欲的忍,同时还呼唤与“忍人”对立的不忍,或叫不忍人之心。其主要论述者是孟子。

答说:李奎奇可与郑芝龙不一样,就算招抚了也不能为政府所用,现在还有这样降叛不定的,没把握。

问:那怎么办?

孔子学说以“仁 ”为宗旨。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 事业,其心性说为先秦儒家仁学提供了形而上基础,而“不忍”之说则是孟子整个心性论的核心。《孟子》七篇,涉及“不忍”主要有两处,其说理的方式均从具体例子入: 一是以羊易牛,一是见孺子将人于井。

答说,只有发展乡村地方武装,加大发展火器装备,以战为守,这是上策。

第一处是答齐宣王间王政。孟子为了鼓励齐宣 王行王政,通过对齐宣王一个普通行为的分析,来唤 起他的良知,强化其信心:

问河南官员:乱收费现象在你们那里太严重,相关人员要法办!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乾日:‘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 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日:‘舍之!吾不忍其般悚,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描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般悚,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日:“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答说:最近已经撤职了。

齐宣王因不忍心见牛临死前恐惧的样子,决定以羊易牛当牺牲,放牛一条生路。凡是观看过宰牛的人,见其临刑前暗淡的眼神、发抖的腿以及绝望的悲鸣,很容易理解这种“不忍"之情。但是,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人命被视如草并,又有多少人真能对牛的生命动不忍之情?对战国时代离开暴力就几乎保不住权力的君王而言,有这样心肠,尤为可贵。孟子从中看到入性的光辉:“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忍动物之受害,即是把它当作同类,对其生死感同身受。对动物如此,对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由此启发齐宣王通过反思,把不忍之心从对动物推至对人,那就是行仁术。

如此如此——

第二例,则是被反复引证的经典论断:

接下来,是广西官员,四川官员,云南官员,贵州官员,一一奏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 休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 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 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 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 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荷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然后,崇祯目光一转,说: 现在谈谈辽东防务问题,辽东问题很严重,自先帝以来,建奴屡次内犯,次次抢走大批人口和财物,该怎么办?你们都说说嘛!

这里,"乍见孺子将入千井,皆有忧惕侧隐之心”,巳把对动物的不忍提到对人的不忍上来,无疑更有感染力。任何正常人意识到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濒危时,担心、难过的心情是自然而发的。孟子的这番论说包括两层很重要的意义:其一,把“不忍人之心”即对他人受难的不忍之情,概括为侧隐之心和 “仁之端",即人性善中仁、义、礼、智四德目之首。这样,其“不忍”之说就成为性善论的中心。人之所以有道德或人之所以为人,从根本上讲,就是内心深处 有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其二,孟子在对人性的信任与维护的基础之上推出的儒家政治理 想一—仁政,其焦点正是对弱者的同情,对孤苦无告者命运的担心。这是极其伟大的政治信条和社会理想。

谈到辽东问题,大臣们都黑了脸。辽东问题,就是后金问题。自万历四十七年时,三总兵征萨尔浒,大败输归,明朝只能在松锦一线龟缩不出,天启元年,老汗努尔哈赤趁辽河结冰,举围西平堡,一次推光了三万明军,辽东三杰之一的熊廷弼见事不能为,迅速撤军山海关内,把广宁城和大将高自邦的命丢给了后金人。

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 正是对孟子这一相关思想的继承与发挥。王阳明的 《大学间》如是说:

这场大败最终让熊廷弼也丢了命,其中军事情况之复杂,政治之厚黑,党争之凶险估计几万字也扯不完。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 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唯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耳。是 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休梯侧隐之心焉,是其 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 兽之哀鸣般悚,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 鸟兽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 体也,草木犹有生意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 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 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 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都也,是故谓之“明 德”。。

辽东问题很严重,已经被别人砍了三个总兵,自个砍了一个经略,总之太复杂,太难办。

阳明的发挥思路清晰且成系统,其中不乏对宋懦观点的综合,但其“不忍之心”的思想渊源应上溯 至孟子是无疑的。摘引上述从孟子到阳明的若干语录,不是要作相关的思想史叙述,而是要凸显这一间 题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的关键地位。。

六部官员都在认真的思考时,突然有人跳出来说

联系第一节的分类,不忍的对立面便是忍人之忍。而不忍与修养之忍,则不但不对立,而且相辅相成。修养之忍,是对自己欲望的克制,是自律;不忍则是对他人受难的同情,是爱人。 一个人知道自己欲望的界限,便是懂得忍,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关心、体恤他人的存在。他人和他物都不是异己的对象,而是与我心气相通、血脉相连的同 类。故忍已与不忍人,本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但忍已还只是独善其身,不忍人则能兼济天下。

只要给钱给人!我五年可以平了辽东!!

内阁首辅杨景辰,周登道 :

忍与不忍的情感培养,对人格形成关系很大。 从伦理学角度来研究,它不属规范伦理学,而属德性伦理的范畴。但在德性伦理中,它与评价性的善恶范畴不一样,而是有点类似于好恶或忌妒、羞耻等心理状态或意识活动。正是这些心理活动直接导致了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才有善恶是非的评价。所谓人格修养,主要体现为这个层次上的自我修炼,也就是宋明懦者常说的功夫。 功夫是一个实践而非论说的问题:知道一个道理,与将这个道理内化为信念不是一回事。只有到了“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境地,才是真功夫。 而,修身或下功夫有一个方向间题,即带要是非优劣的评估,因而又离不开义理的帮助,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 里仁》)。所以,知行合一成为懦门的一项宗旨。

嗯……啊?!!!!!

从孟子到王阳明,都以人性善为修养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修养就没有基础或方向。 但性善只是一个善端,即苗头而巳,故需要培养,包括祛除后天所蒙蔽上的不良因素。 由于人性本善,故大多数人都有感受和辨别善恶县非的能力,但由于自觉不够,意志薄弱,导致常人的心思不能持续向善,行为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与在特殊情况下不一样、人前人后不一样、对关系亲疏不同的人不一样,因此需要修身,变化气质,使之一致。 而关于忍与不忍的训练, 则是最基本的功夫之一。

众官员: 我去!!!

先说忍,内容大致有两方面。 一类是有社会规范的限制。你不能越轨行事,而是要明白界线的存 在,要克制住犯规的欲望。 不过,害怕被惩罚的忍, 有点像无奈之忍,不是自觉的,因此它不是修身的目的所在。孔子要求以礼为行为的规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勿”就是要求你要忍。季氏忍不住,“八份舞于庭”,孔子就忍无可忍。这类的自我克制,从大范围说,是戒色、戒利、戒权、戒名。戒就要忍。 另一类不是公共规范,而是君 子的自我要求。 曾子说的“ 吾 日三省吾身”就是非规范的自我警惕:”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天天自我提示,天天做功课,是修身之忍,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 里仁》)“违”就是忍不住,无违需要心中时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 他老人家赞扬颜回 “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 雍也》),就是因为他经得起诱惑。 到这种情形,已经不必忍,对私心杂念有了自动屏蔽能力,内心的紧张消除了,便能如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知耻近乎勇",则表明要克制自己不体面的言行甚至念头,也是需要勇气的。 每个人境遇不一样,欲望不一样,故忍的内容与程度也不一样。 很多界限是模糊的,靠的是在实践中调节。

大家心里都想,辽东形势危如累卵,后金气势汹汹,五年能推平?

相对而言,不忍的内容较为明了。 在孟子那里, 不忍既对物,也对人,而且重点是对人。宋儒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试图把对两者的不忍统一起来。 依照王阳明,不忍从待人到接物是个分层次推演的过程。 不忍以爱为前提。 在懦家实践中,它是从点拨、培养亲子之爱开始的。 父慈子孝,这是 所有人类感情中最自然的。 不过,两者相较,后者更被重视,因为在经验中,父母养育子女比子女赡养父母更自觉。 对孝的培养是一个过程。对此懦门经验丰富,《论语》中有大量孔子答弟子间孝的语录。 有讲大纲的,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也有些堪称细致入微:“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 公冶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由此可见,孔子论孝,关心的不只是行为,更有情感。 “孟武伯间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这种忧是情感的牵动。以亲子之爱为基础,则“弟子人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 而))。从孝到梯,再到爱众,合乎推己及人的心理逻辑,这样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堂堂平台召对,天子垂问国事,说话这人是来逗逼的吗?!

另一方面,儒家还爱屋及乌,要把爱扩展到天地万物。早期儒家这方面的意识并不是很自觉,甚至 比不上庄子,但他们对生命的死亡有本能的悲悯,如“子钓而不纲,飞不射宿"。 孟子以羊易牛的所谓仁术也与之相类似。以羊易牛,目的不在动物,而是启发对人的同情心。 至少从张载《西铭)的所谓`民胞物与"的说法开始,这一思路越来越 清晰且自觉。 这也就是所谓亲亲、仁民、爱物。 从 此,爱物本身就是目的,同时,爱物反过来又更促进 对人的爱。所以,讲孝道只是爱的基础,修养的功夫还得扩展到物上。宋明儒者有许多观花树、赏鱼虫、 叹风月的趣事,都是事关对宇宙人生态度的大间题。 程颐有一个可供回味的情节:"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间马。”在孔子的心目中,人比物的命运更需要关切。《论语》用孔子”不间马”作为对比加以强调,潜台词是孔子的这种态度不同寻常。间引的关键在于,人是什么人,物是什么物,在春秋时代,马不是等闲之物。“千乘之国”与“万乘之国”的说法, 意味着马是计算国家实力的基本尺度之一。而马厩失火时可能危及的人,不是马夫就是其他奴仆,多半不是马的主人。这可证明孔子首先关切的,就是地位卑微的人的命运,而非贵族的财产。不管赵纪彬如何从字陌上证明人匕民是两个不同的堋仓。但在孔子时代,"人"泛指普通人则是无疑的。因此,可以相信孔子的“爱人”是不分地位贵贱的。在关心人是否被伤的意义上,这种爱与孟子的“不忍人”是一 致的。当然,这也显示了孔子尚未有后来宋明懦家所强调的那种泽及万物的爱。

说话这人,还真不是逗逼。

现在的问题是,不忍人或仁,是否是爱的全部? 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样的爱?前一间题的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可通过对比来分析:一个人爱热恋中的情人,宗教共同体爱他们的精神导师,民众爱民族英雄 或爱政治领袖,甚至“粉丝“爱偶像等等,都并非是基于不忍人之心或侧隐之心。反之,看见一个陌生路人忍饥挨饿,或看见动物受伤挣扎,如果你有怜悯之 情,那也并非是热爱此人或此动物。如果他或它不受难的话,你可能对之毫无兴趣。回到前面以羊易 牛的例子。齐宣王说:“齐国虽谝小,吾何爱一牛?” 他既非爱财物,更非特爱这头牛。退一步说,即使在仁民爱物意义上讲爱物,也与一般爱宠物不一样。 程子养鱼是因为“心之戚戚者”;庄子爱鱼,是见"樵 鱼出游从容”,从中感受到“鱼之乐也”。至少,我们可以把爱分为热爱与怜爱两类。热爱是渴望实现某种价值,是价值的拥有或扩大。怜爱则不然,它是对固 有价值的珍惜、维护,是不忍心其受损害。 热爱与快乐相联系,而怜爱则与悲情相伴随。西方人讲的爱 欲或者浪漫主义的爱,大致都可归入热爱的范畴;而懦家褒扬的不忍人之心或佛教讲究的慈悲为怀,当然都是体现为怜爱之情。这种爱不必热烈,更不会狂热,它可以是冷静的,却有着更为动人的道德力量。

此人就是——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监督蓟辽、登莱、天津军务,大名鼎鼎的督师袁崇焕。

不过,儒家的不忍人之心更多地是对外人或陌生人的态度,并不能概括为亲子之爱。亲子之爱是天伦之乐,显然与快乐相联系,因而同上述的热爱相 一致。而懦家讲孝则不仅诉诸自然感情,同时还把它作为道德义务来强调。在这种强调中,热爱与怜爱又是可以转化的。在亲情中,热情可以转化为温情而持续下去。在热爱的范畴中,儒家的亲情同现代人讲求的爱情也很不一样,因为亲情所依赖的关系是天然的,天伦之乐意味着它巳与血缘相关联,它不是爱者自己创造的。而男女之恋,除了《诗经)上少量的诗旬外,儒家很少正面肯定。即使是夫妇之 情,基本上也是亲情,而非罗曼蒂克的激情,因为这 种关系是由婚姻而非爱恋造成的。爱欲一激情—创造,这种浪漫主义的生命理想,并不是儒家的追求。 由亲亲、仁民而爱物的思想路径,是通过点化自然情感,导出道德责任,从而拓展生命情怀。 懦家把责任放在每个人身上,与其对人的命运的忧虑有深刻的关联。

也就是本文的主角。

儒家对不忍的诉求,凸显了其在整个道德心理中的基础位置。与不忍总体上具有正面价值不一 样,忍本是中性的概念,因为该忍与不该忍,都需要另外的标准来决定。但是,由于懦家人格修养的目标是成君子,而君子则以谦让为主要的性格特征,因此忍成为懦家经常性的要求。讨论这两者的道德意 义必须区分目标与手段的不同:不忍是人性光辉的 体现、修身的根本;忍则依情形而论,有时候忍不住 有所作为,恰恰可能是不忍的某种情景的出现。

崇祯元年的袁崇焕可是政治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先说说他光荣的历史。

袁崇焕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

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在任时热爱军事话题,遇见退伍的老兵时,袁崇焕与其讨论边塞上的事情,自认为有镇守边关的才能。

为什么跟福建的老兵能聊出辽东边塞上的情况?

这是个弄不清的事儿,总之,他很自信。

重点是自信。

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往京城觐见明熹宗朱由校,御史侯恂破格提拔袁崇焕在兵部任职。不久之后,广宁被后金军攻陷,于是朝廷商议,应该派人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得知后,随即一个人往关外查阅地形。回朝之后,袁崇焕第一次口出大言:“只要能给我足够的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可以镇守山海关。

他上司侯恂不知那时在想什么,他会不会也想到,这人是个逗逼吗?

如果此时侯恂一个漏风巴掌扇过去,图样图森破!!——那袁崇焕可能面临的就是冷遇,排挤,夺职,回家吃老米饭,然后赋闲自在一辈子,那么辽东那条防线可能永远也不会和他有关系,那么他的人生也不会迎来那个悲惨的结局。

可是侯恂没有扇他,与之相反,他大力称赞袁崇焕的才能,再次向天启皇帝推荐,于是皇帝又破格拔袁崇焕为兵备佥事,督关外军,拨给帑金二十万,并让其招兵买马。—

自信确实是一种力量。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解读。

天启元年,辽东巡抚王化贞与经略熊廷弼不和,引发广宁大败,王化贞跟熊廷弼同时被夺职下狱,朝议之下的结果,王化贞死缓,熊廷弼秋决。

其实,广宁惨败的罪魁是巡抚王化贞,王化贞自镇江大捷之后,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五度出兵攻打后金,盲目相信所谓蒙古侧应,吹牛逼说六万兵马可以荡平敌寇,熊廷弼看不上他吹牛,两人就战略问题以奏折相互拍砖,吵得一他糊涂。

不久,五次征金都损兵折将,努尔哈赤反而包围了西平堡,有意围而不打,王化贞调辽东全部兵力驰援,结果西平堡下,努尔哈赤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围城打援。

三万明军,被一路推平。

王化贞牛逼吹破,又被他的部将孙得功出卖,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臊着老脸去找熊廷弼救命。

在大凌河,二人遇上了,熊廷弼自然臭了他几句,不过还是留了五千人马给他殿后。自己与韩初命拥难民先撤入关内。

一经一抚,先后入关,孙得功的投诚后,后金兵不血刃的取得了广宁城,朝野震惊,天子大怒。

王化贞好大喜功,自启边衅,又信任叛将,丧师失地,论起来条条该杀,但是,王化贞是东林党的人。

大明朝军事问题总会政治化,战略问题会归于路线问题,路线问题争到最后就演化为党争。

而熊廷弼又是什么党呢?他的政治背景就复杂了,他原来是浙党的,又参加过楚党,后来居然又经由东林党左光斗向天启帝递过弹劾魏忠贤的折子。

这背景不仅复杂,简直混乱。

要知道浙党跟楚党跟阉党是抱团的,而东林党跟阉党一直在你死我活的恶斗,熊经略你一面跟楚党,浙党组团,一面帮东林党弹劾阉党的大头目,你几个意思啊?

下狱之后,他又想指望阉党,花六万金向魏忠贤疏通,然后又拿不出钱来,,,

魏九千岁: 你特么消遣杂家?!

东林党想王化贞是个二货,可毕竟他是我们的人,地可丢,兵可以败,政治立场不能输,他的命得死保,熊廷弼,,,朝秦暮楚的,搞不清他哪头的,不管了。

于是熊廷弼就糊里糊涂的死定了

言归正传。

因为党争。辽东问题已经糜烂,胆儿不肥的都不敢沾包,如今有个人跳出来大包大揽,说他一个人能统统搞定——

那不如让他试试吧!

如此袁经略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上升期。

1623年(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九月,辽东经略孙承宗命袁崇焕与副总兵满桂领兵万余驻防宁远。

袁崇焕开始苦心经营他的发业之基宁远城。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夏,孙承宗采纳袁崇焕建议,派兵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城,将辽西防线向前推进200里,使宁远亦有所屏障

此时明朝辽东以宁远城为军事重镇,对后金初步实现防御性推进。

可是好景不长,朝廷内的党争又一次爆发,十月,明廷派阉党高第取代孙承宗。高弟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刚一上任就要把锦州、右屯等地的防御器械撤除,把守军全部赶进关里。

袁崇焕此时已经经营了定远三年,各项建设稳步推进,这时要他撤军关内,放弃这个主基地,他哪里肯干!

他胆大,话撂得也痛快!

要走你走,老子死也不离开一步!!

高弟和袁崇焕二者都有政治投机的野心,可高弟没有袁崇焕的勇气。政治博弈就是赌局,眼光准,胆子猛,敢孤注一掷的,才是成就伟大功业的一流人物。

比之高弟,袁是敢说,敢做,敢玩命的。

性格决定命运。

见到袁崇焕要玩命,高第再一次怂了,这个辽东经略,居然指挥不动一个宁远守备,他同意袁崇焕率领一小部分明军留下。接着高第就匆忙的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等地的明军和守城器具,退入关内。

这次撤退十分突然,基本是立体式,滚筒式,无编制的撤退。因此在撤退途中,人马争先恐后,乱成一团,连平日屯积在各地的10多万石军粮也丢弃了。

锦州、右屯和大、小凌河等地城堡均被放弃。唯有山海关外一百公里宁远城,孤悬一隅。

努尔哈赤乘辽东明军易帅和匆忙撤军之机,亲统八旗军约六万人(号称十三万)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出沈阳,十七日西渡辽河,直逼宁远。

此时的宁远城在努尔哈赤的想象里大约就是个废弃的分基地,轮子兵一波流就能拿下。

在他亲眼看到宁远城时,不由大惊 瞎了我的氪金狗眼啊!!——

四年经营,袁崇焕把宁远城修成了个什么样呢?

史书记载:

城高3丈2尺,雉高6尺,址广3丈,上广2丈4尺。

翻译成现在尺寸,宁远城城墙高12米,垛子墙高两米,城墙地基宽10米,,上部平台宽9米,下宽上窄。宁远城就是由这种梯形城墙围起来的军事堡垒。

光墙高12米,地基宽10米就可以想见,这是多么皮实的一个乌龟壳。

此时袁督师的战术思想已经了然一目:你们建奴骑射绝冠天下,野战无敌,我也不得不服,不过你们野战这么能打,我干嘛跟你们野战?

我将人马辎重大炮箭石集中在一处,卡在你必经之路上。然后拼命堆血堆防御,堆成一个乌龟壳,你不嫌硬就来咬吧!

乌龟流战术并非是我贬低袁督师,直到两百年后一战中的凡尔登,以碉堡加铁丝网的阵地防御还绞肉般的填进了上万条生命。

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军进抵宁远,离城五里横截山海大道,安营布阵,切断宁远与关内的联系,在城北扎设大营。努尔哈赤遣被掳汉人入城劝降,被严辞拒绝。

努尔哈赤决定第二天攻城,突然,宁远城墙上轰然做响,火光星星,几个大铁丸子横飞而至,城北的后金大营被砸的人仰马翻,死伤惨重,不得不全营西移。

这个乌龟壳不仅是皮实,而且还有黑科技。

袁崇焕在宁远城共拥有西洋大炮11门,放置在敌台的特制炮车之上。火炮调转,火力可覆盖城墙外270度的范围;相邻城墙角敌台之间的大炮还可相对射击城下的敌军。

这种西洋大炮就是朝廷跟葡萄牙人买的,从军舰上拆下来的前膛炮,史书里称为红夷大炮,又称红衣大炮。

这些大炮在葡萄牙估计都是过期产品,可是对于后金人来说,确确实实是黑科技。

袁崇焕还拥有一支有专业素质的炮兵——接受过葡萄牙人训练的彭簪担任火器总把,专司训练炮手使用红衣大炮;而袁早在福建便招募的军人罗立,则成为红衣大炮的发射者之一。

正月二十四日晨,努尔哈赤发动攻城,命后金军推楯车、运钩梯,步骑蜂拥攻城西南角,万矢齐射城上,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刺。袁崇焕命发西洋大炮,又杀伤后金军甚众。

左辅率军民依托坚城,死战不退;祖大寿率军应援,铳炮齐发,药罐、雷石齐下,后金军死伤累累。

努尔哈赤熟谙战略,及时命移兵攻城南,以楯车作掩护,在城门角两台间明军火力死角处凿开两丈见方的大洞四处,宁远城命悬一线。

危急存亡关头,袁督师再次豁出命去,他亲自担土搬石,堵塞缺口,又突发奇谋,将柴捆浇上油并掺火药,用铁索垂至城下燃烧;又选猛男五十名系长索坠下城头,拿棉花火药等物将抵近城下的后金战车尽行烧毁。战至深夜,后金军攻城不破,于是收兵。

至正月二十六日,后金军继续围城,精于骑射的八旗将士,却被阻于深沟高垒之前,矢石炮火之下,难以发挥骑战特长,伤亡甚重,被迫撤军。

宁远孤城一座,兵不满两万,将不过数员,居然阻挡住了后金的六万大军,这看上去真是个奇迹。

所以史称宁远大捷。

宁远城在失去大,小凌河等战略屏障后还能以孤城死守的主要原因是,火器精良,将士用命,其中身为主帅的袁崇焕不怕死,敢拼命的精神确不可没。

所谓将熊熊一窝,相反,主帅豁出去,众将官也都会不要命。

不过在冷冰器时代,深沟高垒抵抗数倍于己敌人的故事并不鲜见。三国时期魏牙门将张峙以不足三千的病弱之兵守卫新城,最终使号称率领二十万大军的东吴诸葛恪丧师而返就是力证。按比例来说,如果二万挡六万是大捷,那三千挡住二十万那就是七十倍当量的大捷了。

那么宁远大捷的战绩到底多大?

众说纷纭,其中有一项出入尺度特别大——

后来这一项被无数人口口相传,越传越神,就是——

努尔哈赤被红衣大炮炸伤,不治身亡!

红衣大炮在宁远大捷里起到的作用是很大,袁崇焕在奏书里自己吹嘘说,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可是努尔哈赤也被炸烂了吗?

红衣大炮发射的是实心弹,基本就是大铁丸子,如果努尔哈赤被正面打中,估计真就被打烂了,如果是擦伤,以炮弹的重力加速度,也至少是多处骨折加大出血,努尔哈赤被抬回军营还能留个遗言就够挺吧了。

事实是,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在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身死,其间八个多月。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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